二、信息化：信息大爆炸与集体行动的逻辑
“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的传播系统越来越普及化，对于该传播哪些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人类离其他的行星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行星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伊罗生［8］
二十世纪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电影、电视、广播等“电”媒介的出现，让人类实现了声音与影像信息的大量复制和传播，思维方式也随之变得立体，信息在思维处理的过程中变得可视、可听、可感甚至可触。但也正如麦克卢汉所担心的：这种立体化的信息反而让人类的思维方式变得抽象。
此后学术界对媒介的研究也开始产生分歧：
一、以控制为动因建立起的“工具”传播学 。1927年，在标志着大众传播理论体系建立的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传播方法被视为政府管理舆论不可或缺的经济巧妙的“万能工具”，他认为：“宣传是唯一可以唤起民众支持的手段。除此以外，它比暴力、腐败或其他治理技术要经济得多。”［9］
此后，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结构理论、拉扎斯菲尔德的二级传播理论、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研究、卢因的群体决策研究、霍夫兰的电影宣传效果研究均是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于是媒介的宣传、广告、管理、选举、技术推广等取得了主流地位，这张系统的社会“控制”网络已然编制得非常完整。
二、对传播和传播学发展背后的“控制”的批判 。“控制”的铁笼从不可能密不透风。批判者们极力反对媒介成为权力统治和经济统治的的工具。功能主义之外，他们试图分析媒介在整体上将怎样有效地导致社会否定性力量的丧失，以及个人内心生活的愚钝。
实证主义的芝加哥学派在考察都市人格的两面性时认识到，媒介一方面充当解放的力量，并能够深化个体的经验，同时也制造肤浅的社会关系，并造成社会的分化。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创立了文化工业理论，认为文化工业的权力扩大会导致社会异化和文化枯竭；技术理性把言语、思想进而把人与社会简化为单向度。［10］
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也指出，现代大众传媒不仅像阿多诺描绘的那样，借助于“文化工业”的内容产品，以变相控制手段，占领人的闲暇时间和私人空间；而且在技术帮助下，未经加工的事件“会被大众传媒过滤、切分、重新制作，变成与工业生产的制成品同质的符号材料，变得‘可以消费’”。［11］
就这样，新技术的出现不仅扩大了集体行为的研究范围，而且曾为经典的学说开始受到重新审视，曾遭忽略的思想则得以回溯。
迈入二十一世纪，在信息网络时代中，尤其是博客、微博、视频网站等技术平台的出现与发展，正在颠覆性地改变着人际交往的模式，催生出一些新的社会组织与动员方式；网民尤其是具有影响的一些“意见领袖”，通过互联网的聚合能够轻而易举地 将散布各地的火种似的观点聚集为“意见同盟 ”，形成强大的舆论场和群体性意见，进而转化成一种网络集群行为。
从2009年的突尼斯革命到伊朗“推特革命”，社交应用Twitter当仁不让得成为极其理想的群众运动工具，于是革命不止发生在街头，还发生在网络。它使抗议者变得更大胆，令他们觉得自己“并不孤独”。
曼瑟尔·奥尔森曾在《集体行动的逻辑》里指出，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并不总是一致，它表现为集体行动的困境。理性的集团成员将尽可能地避免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而试图分享由他人提供的集体收益，于是表现为集体不行动，每个集团成员都想成为“搭便车“者。很明显，互联网的出现降低了人们行动的成本，从而降低了“搭便车”的 动机和行为，甚至产生“反搭便车”效应。
以图形表示，统治者的暴戾程度和民众的反抗意志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一个V字形的变化——随着暴戾程度的增加，民众的反抗程度会先下降，然后到一个拐点后开始暴涨。而组织资源的丰富程度，决定了这个拐点的位置。组织资源越少，拐点越靠右，组织资源越多拐点越靠左。［12］而组织资源大小的决定因素，即在于信息传播的范围和有效性。信息化的运用让拐点左移。
图1（资料来源：汉唐天／知乎）
在《“网络集群行为”与“价值累加”》一文中，赵歲斐指出，相较于传统媒介下的集体行为逻辑，网络集群行为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3］：
一）集群的不确定性
网络集群行为具有一定的易受影响与感染的不确定性特征。网民由于受到各种事前无法控制的因素变化的影响，加之网络信息具有海量性和及时性，信息真伪难辨，因而，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都很难在短时间里做出完全理性的决定。群体、个体间普遍存在心理感染与情绪激动，他们反复交错、振荡，甚至激起强烈的情绪爆发，导致人丧失理智，失去分辨、判断能力，极易将被暗示的情绪转向直接行为。这样一来，不仅削弱了个人的责任感和社会控制力，从而破坏既有的社会规范，而且还可能导致某些非理智的、冲突性的行为发生。
二）集群的非现实性冲突
“非现实性冲突”主要表现为，社会成员因为剥夺和受挫等压抑感引发不满情绪的发泄。对网络集群行为来说，“非现实性”特征表现得更加突出。当某一网络冲突事件发生时，与在某些事件冲突尚未明朗之际，往往能够在网上迅速流传并成为网络热点话题，参与者们可以通过网络抒发自己在线下现实生活中无法得以抒解的社会情怀，从而使得冲突呈现极端化趋向。对于事件本身，参与者们可能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观点和利益诉求，主要是为了释放紧张或不满情绪而卷入其中。在此过程中，冲突主体以及冲突事件往往被符号化，被赋予了许多的象征表象和遐想空间，其表达的意义大于实践的意义。
三 ）集群的众声喧哗
网络世界中充斥着差异多变的观点和看法，在集群中被制造、流动、弥漫、否定，构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世界，人们通过网络将表达冲动带向最大化激发的可能。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似乎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似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与“群氓”时代的所有特征；尽管人们在发泄着狂欢甚至愤懑，但人们仍能在这些表达中感受到最浓厚的自由气息、平等色彩和无限制原则。“众声喧哗 ”逐渐打破了传统媒体“ 一枝独秀 ”的话语霸权和思想专利权，“打破了昔日信息垄断的中心话语模式，促成个体话语，小众话语对主流传媒话语的消解。在这个时代，人们扮演着信息制造者、传播者、接受者与交流者等多重身份。形成了开放、透明、民主、平等 、宽容的 大众话语新格局 ”。
四 ）集群的从众效应
德国社会学家诺伊曼认为舆论的形成不是社会公众“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 意见气候”的压力作用导致人们惧怕孤立的心理，进而对“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 ，就产生了从众效应。她认为，舆论的形成要具有三个基本条件：首先是多数传播媒介报道内容的类似性，由此产生共鸣效果；再者，同类信息传播的连续性和重复性，由此产生累积效果；最后，信息到达范围的广泛性，由此产生遍在效果，这就是“意见气候 ”的著名假说理论。互联网时代，民众也很容易产生从众行为，即在暗示、诱导和感染的情绪下会产生重复性“ 累积效果 ”，形成群体意识和群体结构，并对个人成员的态度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制约，使其思想和感情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最后导致群体极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走向群体成员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心理与行为退化的过程，大量的旁观者以及后来参与事件的网民则根据论坛上表现的舆论和观点去判断事实，极有可能被群体一致所感染、认同并加入到同质信息的传播中。
一切正如麦克卢汉所预料的那样，“媒介延伸人体，赋予它力量，却瘫痪了被延伸的肢体。技术也是。”［14］从柏拉图时代的文字使用到古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再到如今的网络时代人人都成了媒介，集体行为的逻辑也在不断变迁中。尼采说理解能阻止行动。那么如果我们知道媒介如何影响着集体行为的逻辑，或许我们就能从容应对，不会再被媒介催眠而进入麻木不自知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