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医疗大数据将在CDSS（临床决策支持系统）上获得突破。
CDSS离不开高质量的临床大数据。国家电子病历新版评级的四级要求全院信息共享，达到初级决策支持；五级则要求统一数据管理，实现中级医疗决策支持。尽管对评级医院提高了难度，但的确指明了信息化发展建设的方向，同时对医疗大数据的发展是重大利好。
如何辅助大夫做好助手，比如开处方时的患者过敏史提醒、查看检验报告时的诊断提醒、书写病历时的危急值和并发症提示以及在进行MDT（多学科诊疗）时的相似病例推送等，都需要有知识库、临床指南和真实历史医疗数据的综合运算，这些需要短时间内运算出结果反馈给临床，这是传统技术手段较难达到的，也正是大数据技术在优势所在。借政策东风，加上大数据技术的成熟，医疗大数据应用将必然在更多场景获得突破。
第七，医疗机构对大数据平台的建设规范和指南需求更为迫切。
是否要建大数据平台，医疗机构的态度已经走过了从不解到理解、从观望到迫切的过程。但如何建设还面临很多问题：是否和之前建设的CDR平台重复？让HIS厂商建，还是大数据公司建？安全如何把握？数据如何提供？在哪些场景应用？如何和临床结合？数据如何管理？如何评价效益？如何借鉴业内成功案例？希望国家或者行业协会能提供指导和范例，避免投资浪费，避免安全风险。所以，2019年迫切需要推出医疗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和应用指南，规范和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第八，“医工结合”将会进一步促进大数据在临床上获得科研突破。
大数据技术作为成长型技术，尽管企业较为广泛地掌握和应用，但核心技术依然来源于高校。2018年，医院纷纷成立大数据中心的同时，高等院校的大数据研究院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比如重庆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等纷纷有所动作。尤其是2018年4月28日，北京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在京成立，标志着医疗大数据在高校和医院联合研究方面走上了新的高度。高校的统计分析和大数据前沿技术，医疗机构的医学问题和大数据沉淀，以及二者共同的科研需求，促进了“医工结合”，擦出火花。
促进高校的科研转化是国家相关部委的工作支持重点，2018年底，北京大学医疗大数据研究院院长李全政与复旦、浙大、北大肿瘤医院强强联手，采取医工结合模式，一举中标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精准医疗决策支持系统研发”，正是医疗大数据辅助临床研究走上国家舞台的开端。
第九，医疗大数据对患者开放成为趋势。
国家在2018年出台并在同年10月1日执行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中提到，患者有权利复印其在医疗机构发生并记录的全部病历数据。顾名思义，不仅包括医疗机构允许患者复印的检验检查等客观病历，也包括像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上级医师查房记录、会诊意见、病程记录等主观病历。也就是说，以病历为核心的临床数据资料均需要对患者公开共享，而且没有附加条件。此办法的出台促进了医疗机构加强病历书写质量和效率的管理，也使得患者的医疗数据共享有法可依。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推行的30家医院电子病历共享工程就是政策缩影，尽管目前数据只是对医疗机构公开（患者就诊时授权），但相信新的一年将有更多医疗机构加入共享平台，也相信不久的将来，数据平台也会给患者个体开放。
政府层面推进医疗数据共享的同时，医疗机构在尝试推出“某某云病历”或云医疗等APP，逐渐主动放开数据共享，从而广受群众好评。患者就医的获得感往往是在信息化和数据共享的APP上呈现的，患者的广泛应用有助于医疗秩序的优化，也反过来推动数据的进一步共享。
第十，大数据安全面临更多挑战。
医疗数据的共享和应用的丰富，也将面临着更多安全挑战。医院在网络安全层面遭遇了勒索病毒，勒索病毒初发时，国内医疗机构中招的很鲜见，但2018年成为局部爆发年。某些医院中了勒索病毒后引起HIS故障，有些会在微信群曝光和讨论，当然更多医院是低调处理。在数据应用方面，由于数据挖掘人员接触数据的机会增多、医院内外网业务打通的通道增多，应用风险也随之增大。
网络安全等保2．0的出台以及防病毒软件的道高一尺，并不意味着2019年更加安全。唯有做到核心业务系统的隔离，采取抗感染的操作系统，尝试数据利用的去隐私和加密方式，加强数据利用审核流程，加强全员信息安全责任和管理，才能做到遇事不乱，减少乃至避免数据安全风险。
医疗大数据积累了20年，就是为医疗和科研服务的，不能再以安全为名继续沉睡下去。借用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金小桃的话说：“健康医疗大数据需要人人参与贡献，至于隐私和安全，随着健康医疗大数据的技术发展，这些都不是问题。”
还有不多日就是中国农历猪年了。期望曾经在风口的医疗大数据这只“猪“早日平安落地，快跑着回归临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