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深圳、东莞、惠州这四个城市的紧密关系，其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在国内只有上海－苏州可比。其中“香港＋深圳”相当于上海，“东莞＋惠州”相当于苏州。
但就行政分割力量对经济产业一体化的阻碍度而言，沪－苏整合似乎难于深莞惠整合，但深港的分割又削弱了服务及创新中心的势能。
而莞惠的城市文化品牌相对于苏州又太弱，影响了它对全球产业资本的吸引力。苏州能吸引到欧美日全球性跨国公司巨头纷纷进驻，而莞惠吸引到的此类产业投资太少。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综合性的，长三角的市场总规模远大于珠三角，香港不能与珠三角真正融为一体也影响了跨国公司在华南的投资意愿。
上海有6340平方公里。“香港＋深圳”才3020平方公里，加上莞惠临深地带2000平方公里，才略相当于上海的空间规模。
从现实的产业空间分布来说，莞惠临深地带2000平方公里＋深圳北部1000平方公里，这3000平方公里，对珠江口东岸来说至关重要。
一
2017年的时候，王识歧同学提出一个“深莞惠成长三角”的概念，即以深圳的坂田为一点，以东莞城区和惠城区为另外两点，构成一个三角形。珠江口东岸地区的ICT产业链大都在这个三角形区域内。
当然，他说不是这样一个规则的三角形，事实上西边那条边要往东莞长安镇拐一拐，这样就可以把VIVO、OPPO，以及宝安沙井松岗公明一带与V／O配套的电子企业包括进来。
我觉得这个三角形还是有一个重大的缺憾，没有把南山区包括进来，南山区无论如何应该是这个ICT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可能不是硬件，而是软件的部分。
我过去持有的一个核心观点，即认为由于ICT产业链在“深莞惠成长三角”的集聚，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使得技术创新沿着全球价值链进行扩散，在这一成长三角内进行滴露，从而为珠江口东岸的地区创新网络的形成注入活力。但这里面需要辨析的是这种扩散、溢出和滴露的机制是什么。
这个价值链的核心产品是智能手机。这里需要分析的是智能手机的技术创新是如何发生的，深莞惠地区又在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
2007－2008年苹果iOS与Android两大平台推出，是智能手机创新突破的关键年——其实真实的改变世界点应该是2010年的Iphone4横空出世，引领智能手机的革命。苹果的突破式创新其实是很多年技术积累的结晶。IPhone是基于优秀的MacOSX系统架构，辅以iPad高集成度的硬件构架，并融合了Ipod近乎完美的工业设计的结果。而MacOSX是苹果在上世纪末操作系统的一次重大变革，抛弃了其用了很多年的MacOS系统，全面转向了基于NeXTSTEP的MacOSX。
富士康为苹果代工IPhone智能手机，是其将苹果产业链的终端环节带到珠三角的开始。
自那以来，智能手机的技术创新大致分布于相机、续航、外观、芯片、系统等五个方面。
无论是系统还是芯片，其创新的策源地一直都在北美。其中的重要角色是高通、英特尔等。高通发明了3G／4G的核心技术，拥有标准必要专利，没有高通的技术，iPhone是不能称其为智能手机的。
华为进入智能手机终端，其实最初只是终端集成角色。其系统（安卓）、芯片均购买自北美之专利，后来通过海思进行自主芯片的设计，但仍要委托台积电进行制造。其手机外观设计大都委托日本公司进行。
华为智能手机的异军突起，或者说真正在全球引领的创新，是其P系列开始发力手机的相机系统，于是带起了一股潮流，各家都绞尽脑汁突出手机的相机功能。在全球引起的手机相机化，是跟中国消费市场的文化特点分不开的。消费者的需求激励了这个创新。如今，“光感知”系统在智能手机关键部件的成本占比已接近50％。
但华为手机相机的技术创新，主要是通过与莱卡合作获得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在手机相机的技术创新中，镜头、传感器、AI算法与算力、后期优化处理等环节，华为自身的创新可能主要在于AI算法与算力环节，其它环节主要采购。
续航主要是电池技术，它与芯片功耗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由于苹果产业链及华为产业链的终端集成部分在深莞惠成长三角，确实带动了相关零部件生产商在周边布局，并刺激了它们的技术创新。目前在手机电池、光学器件、传感器、屏等核心部件方面，都崛起了一批国产制造商，它们均投入巨资研发，并努力跟上技术创新的趋势。
华为自身也在安卓开源技术的基础上，推出自己的操作系统和自研芯片。但这些产品在全球的技术创新价值，仍不能说是革命性的。而且现在其终端产品严重受制于核心零部件的销售禁令。
从智能手机的全球创新链可以看出，其空间分布是全球性的，很难由某一个单独的区域全部完成。美国拥有在芯片设计、操作系统方面的优势，日本拥有核心原材料、设计等优势，韩国、台湾地区则具有IC生产方面的优势，中国大陆则主要是装配、部分光学、声学、电路板、塑料等零部件、屏幕生产、总体配套等优势，在芯片方面目前仅具有中低端芯片的规模生产优势。近年越南的“河太北成长三角”则正试图抢夺这个链条中的整机装配环节，且已有所小成。
如果仅就国内而言，珠三角地区集聚了主要的终端链主、以及部分零部件的配套优势，而长三角地区则集聚了中国最多的芯片生产企业。那么如果形成内循环的“中国价值链”，长三角和珠三角谁将具有主导地位，是颇值得研究的。
我正是从中看到了珠三角，主要是深莞惠地区ICT产业链存在着溃链的危机，所以才一再呼吁建立深莞惠地区产业政策的协调性，以面对本地区的产业安全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