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犁”与“剑”就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凭仗——依靠犁得以生存，凭借剑方能自卫。很多情况下，“犁”与“剑”又是一对矛盾，“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历史上，能有效化解二者矛盾的国家，往往能较好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
而“犁”与“剑”的寓意，则是军与民之间的问题。军工企业与民营企业如何共同发展、相互扶持，最终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这是摆在军工和民营企业之间的问题，更是摆在众多军民融合研究院的问题。
在2015年3月12日，习近平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
对此，军地各级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在军民融合发展上积极探索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促进了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的同步增长。
为了更好的促进军民融合，由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与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发起，通过强强联合，采取军民结合、政产学研协作、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操作模式，于2015年12月设立的新型科研机构——深圳军民融合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深圳军民融合院），并由雷宇担任深圳军民融合院院长。
对于雷宇，相信关心军民融合的人士并不陌生。雷宇院长作为我国最早从事军民融合发展的第一梯队人员，曾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蛇口工业区的早中期体改事业，包括国内最早的社会保险、中国首批企业上市、现代企业治理；组织国防科工委首个高技术民参军政策试点项目（中科院计算所超级存储）；推动促成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首个走向外地军转民科技园；国家科工局及其中船工业集团等军工机构的技术转移暨投资孵化支撑服务等多个项目。而在军民融合中，极具代表性的成都绵阳科学城，则是雷宇院长在2003年，代表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所从事的项目，该项目已经成为目前军民融合项目中的标杆。
人才、科技、市场为一体的深圳
深圳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经济特区之一，有“创新之都”、“创客之都”、“创新之城”、“硬件天堂”的美誉。创新是深圳的品牌，从理念创新，到制度创新，再到技术创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新模式不断涌现，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发展的桥头堡。
但对于军工产业来说，深圳作为改革开放仅40年的“年轻”城市，其军工产业相对较少，相关技术积累远不如其他省市，深圳似乎是一座并不占优势的城市。对此，雷宇院长道出了数个字：人才、科技和市场。对于雷宇院长来说，深圳与其他城市的优势并不相同，而这种不同，恰恰是当前国防建设所需要的。
“中国军工业的发展，离不开海归，例如钱学森、钱三强等老一辈留学生，是他们把技术引入中国，让中国国防建设快速提升。”雷宇院长说道。
虽然国内不断加强教育建设，但国外顶尖技术依然能欠缺，为此，国家加强对海外留学生回国就业及创业的投入与扶持，从而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
在此环境下，越来越多的海归选择回到国内发展。而深圳作为国际化一线城市，备受海归的喜爱。基于此，深圳成功聚集大量海归人员，为下一步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提供了雄厚的人才积累。
而这正如同雷宇院长所说：“深圳作为海归的首选地，必然带回大量高尖精技术，例如机器视觉、无线电通信、人工智能、新材料等技术。为此，深圳成为前沿科技、高端技术人才的聚集地。”
军转民：扎根于军，反哺于军
军工企业作为国家发展初期的中国中坚力量，其在国家数十年的巨额投入中，已经形成完善的的体系与机制，其拥有领先的高端人才、技术、设施和制造能力。
但就和平时代而言，军工企业如果不能把自己的技术应用于民用市场，实现造血能力和自我发展，其必然成为国家财政的负担。
但是对于军工企业来说，什么技术可以应用于民用市场？怎么把技术实现“民用化”？市场是否有较大的需求量？现有企业体制是否符合当前市场发展需求？
在这些繁杂的问题下，极具现代化和国际化的珠三角地区成为首要选择
除此之外，深圳作为珠三角的核心城市之一，其拥有庞大的应用市场，而这市场，也军转民所需要的市场。
雷宇院长对OFweek编辑说道：“很多底层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是互通的，但在内地并不能找到庞大的应用市场，而在以深圳为主的珠三角地区却有庞大的应用市场。”
对此，深圳军民融合研究院大力配合军工企业，使军工企业的部分技术应用在民用市场，从而推动军工企业的发展，使军工企业造福于民用市场，在实现自我“造血”功能的同时，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完善企业体制，从而实现“扎根于军，反哺于军”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