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华夏幸福研究院院长顾强做客中国制造大讲堂，与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新望一起探讨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话题。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早已开始
从2017年底到2018年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塑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中美摩擦不断升级，无论是对于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还是在中国的本土内资企业，都面临一个选择，就是产能是放在中国本土还是要转移出去？
事实上，这样的产业转移可以追溯到更早，从2012或2013年就已经开始。
举例看，韩国三星的产能原来主要是在天津、深圳、东莞。到2019年的时候，在越南投资137亿美元，建立了8个生产基地，总出口额657亿美元，如果再加上韩国LG，这两家公司的出口大约占越南电子产品出口的70％。
中国内资企业同样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从2018年开始，很多内资企业选择把一部分投资和产能布局在东南亚地区，华夏幸福也在越南和印尼设立产业新城。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自主选择到这些地区去投资。
所以，在疫情之前，产业链的局部重构就已经开始了。现在的问题是，中美贸易摩擦、大国博弈叠加上疫情，这样的产业链重构会进一步提速，或者会有新的趋势和新的特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首先分外资企业在中国是面向中国市场，还是面向其他国家市场？内资企业面向的是中国市场还是外国市场？由于面向的市场不一样，做出的选择也不一样。
我们最近看到一些面向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进一步加大了在中国的投资，当然面向他们自己国家市场时，可能会做出一些新的选择，这种选择要在疫情之后再做进一步观察。因为在疫情之下，对大部分企业而言，特别是生产性企业，资本性投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内外循环互促的战略选择
首先，谈谈未来几年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新环境。
我们正在遭遇逆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严峻挑战。首先，美国对华为的封杀，实体清单的扩容，这是技术上的分布。第二是人才的阻断，敏感专业和人才交流，将一部分高校列为实体清单。第三是正在推动的规则重塑，特别是全球贸易规则的重塑，这些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影响有多大有待观察。
百年一遇的疫情叠加大国博弈，我们观察到最重要的变化是外部循环遭到阻碍，尽管我们目前表现出来的出口还具有很强的韧性。但是我们看未来几个月，甚至未来几年的外部循环，大概率会受到阻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内外循环互促”的新格局成为战略选择。
在这样战略选择下，中国内部产业链面临着重塑。我们看到，外循环有可能收缩，内循环以“六稳六保”作为底线。内循环同样面临着一些压力。
当前，每年生产各种材料大概36亿吨，每年能耗是46亿吨，能源产品是38亿吨，我们的货运总量515亿吨。如果外循环收缩的话，其实内循环就是我们在国内生产的、消耗的、货运的、物流的，这些总量都会出现下降。
比如能耗，在五年前大致28％的能耗是为出口产品生产，如果外循环减少，那整体中国本土的能耗，能源产品材料生产总量、货运总量都会下降，也就是内循环也面临收缩的压力。在内循环收缩压力之下，产业的动能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从居民来说，一方面我们有规模市场的优势，衣食住行都在升级，但这个升级的过程中，往往是低端产能要萎缩，就取决于中高端产能能否同步升级。个人消费需求面临升级，医疗服务等面临升级，对内循环来讲，就要看原来国际上的高端消费能不能回流。
从企业部门来说，就是国产替代需求，我们要建立内循环，内循环是在双循环——也就是进一步的开放市场下的国内市场循环。事实上，我们的装备、材料就会形成新的体系，全球来看也会出现新的格局。
以半导体为例，一是美国体系，就是美国能够影响和控制的体系，第二是非美国体系，第三是中国的自主体系。在这三个体系当中，中国企业能不能对我们的产业形成支撑，能够真实的替代国际需求，这也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任务。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企业升级的需求是在高附加值领域，在专业服务技术生态这些领域，这些专业化服务能不能延伸出来？能不能满足专业化服务新的业态、新的模式、新的产业的诞生？
从政府层面来说，涉及到公共产品的问题，涉及到城市更新的问题，涉及到公共基建的问题。比如疫情之后，我们发现公共医疗等很多领域还有短板，作为一个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体系，政府的投资需求也会增加和增长。
总结看，内循环会激活更多的市场、更多的产业、更多的业态和更多的模式。如消费需求，对衣食住行，对服务都有很多新要求；对企业来说，内需市场加上全球重构，国内产业体系能不能实现有效升级；政府的传统基建改造升级，新基建带来的新市场空间，公共服务激活新的市场空间，能不能给企业带来特别是制造业带来新的动能，新的增量，这也是大家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