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医生在心电检测方面工作压力比较大，而且无形中拉长用户的疾病诊疗周期，胡桃与罗湖医院集团达成了合作，在社区的康养中心投放了心电监测穿戴设备，患者可以直接在基层进行心电方面的检测，并出具专业级别的心电报告，用户可以直接持报告去医院，在心电监测层面的分级诊疗为甲级医院疏解了压力。
社康中心的患者使用胡桃心电穿戴设备，图片来自于胡桃医疗科技刘佩女士
现有的AI医疗技术基本针对目前医疗体系的痛点都可以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AI医疗和医改的痛点具有高度耦合性。
二、政策、法规下的商业模式需要时间沉淀
按照上一部分的乐观趋势，AI医疗应该普遍成为医院的标配产品，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从目前的产业分布情况来看，京东依靠NLP的技术积累开发了问诊客服机器人，与四川华西第二医院达成合作；腾讯AI Lab联合舜宇光学科技开发了智能显微镜，用于癌症的辅助诊疗，并且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以上产品都处于试点布局阶段，在部分医院以项目合作制积累产品反馈，毫无疑问，AI医疗赛道的确处于起步阶段，但是背后相关的政策法规限制也在让赛道商业模式的沉淀需要更多时间。
AI医疗的相关产品在国家管理中属于医疗器械，而国家对医疗器械的管理有二类和三类的区别，在我国2018版《医疗器械分类目录》中，指出人工智能只辅助诊断，不给出诊断结论的属于二类申报范围，如果提出明确诊断建议的产品则按照三类医疗器械管理。
目前大部分AI医疗设备都属于二类，但是大多数企业都在尝试以三类器械进行申报，原因很简单。只有三类医疗设备，医院才有资格收取检查费用，而二类医疗器械产品只能以单件产品的形式进行商业化。
这也就意味着某些大量属于二类器械的AI医疗差评，因为其单次收费的模式，会让部分医院感到缺乏现实激励而不予采用。
而且医院在现有的医疗采购模式中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创收手段，即使国家已经明令禁止“以药养医”“以器械养医”，但是在实际的工作流程中仍然有大量的可操作空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在挤压新兴产品的交易空间。
产品类别不同，背后造就的是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
实际上不仅是“智能相对论”采访的数坤与胡桃等聚焦在AI医疗的企业面临商业模式验证问题，即使是腾讯、阿里和平安等巨头在AI医疗的研发和商业化层面，也更多的处于试点、或者产品申报审批阶段。
AI医疗企业正在积极的寻求三类器械的申报，药监局器械技术评审中心在去年2月发布了《深度学习辅助决策医疗器械软件审评要点》，这说明在法规层面评审的标准也即将明确化。
总而言之，AI类医疗产品的商业模式最终的落地。有赖于国家政策的对AI类产品的管理法律法规的出台情况，以及来自国家层面对新兴技术采用情况的进一步推动。
不过，疫情期间医疗资源的极端紧缺和AI医疗企业在特殊场景下的突出表现，也让很多医疗体系真正接触到了AI医疗在实际中的作用。
刘佩在采访中说：“去年是企业找医院找政府，而今年尤其是疫情以来，情况倒转，大量的政府机构和医疗机构开始主动寻求合作”。
新基建和疫情双重影响在为AI医疗赛道整体带来利好消息，不过商业模式的沉淀还需要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