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AI政策
北京的AI政策重点就已经非常明确了。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呼吁2020年中国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到2030年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十月份在十九大的演讲中提到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以及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与现实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因为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因素，北京对人工智能进行了巨大的赌注，从提高治理能力到改进政策制定和监督等。该计划要求中国率先发展监管环境，以鼓励人工智能的发展，并减少人工智能的潜在缺点。
在国家计划于7月份宣布的几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MOST）公布我国第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包括：依托百度公司建设自动驾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阿里云公司建设城市大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腾讯公司建设医疗影像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科大讯飞公司建设智能语音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这些规划不容忽视，因为中国政府在交付成果方面表现出了良好的记录。举个例子，北京在2010年宣布，中国将成为引领高速铁路（HSR）技术的国家。如今中国拥有世界60%的HSR市场。2014年9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首次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当前中国境内的企业孵化器数从2014年的1400个飙升到8000个。由于国家层面的最后期限和标准，以及可能将这些方向作为重中之重的本地公司，这些规划都是有效的。我们可以期待中国的人工智能政策也会是类似的情形。
从历史上看，中国政府一直对技术开发持开放态度。当新技术出现时，政府会适当怀疑其能带来的好处，而让其发展，而不是用政策或无休止的辩论来扼杀它。而且，中国的环境更有利于快速启动和迭代。有一种普遍的信念，那就是先推出某种事物，然后再申请获得批准。这使得中国企业能够大规模地生成真实的数据，反过来又使技术在更短的时间内得以改善，特别是一旦将AI引入到这个过程中。例如，在美国，卡车司机联合会要求交通部门推迟自动化卡车检测；在中国，雄安新区则是完全自主地从头开始进行设计。各高速公路管理部门都愿意进行道路扩建、构建专用车道、或在高速公路出口附近进行仓库卸载，以便更快地部署自动卡车。在中央政府的号召下，我们也看到了许多城市的重大举措。上海、南京、武汉和天津只是少数几个提出了自己人工智能规划的城市。与过去的政策一样，大部分资源将在省级和市级政府层面实施。资源类型包括对高级人才（特别是海外人才）的补贴；指导风险投资基金，政府担当有限合伙人（LP）的角色，但向基金的普通合伙人（GP）提供一些其他利益；针对顶级人才公司和初创企业的特别项目（免费租赁、本地招聘补贴、高层次人才住房和私立学校）； 以及公司和个人类技术奖项等。
最后，美国、欧盟和中国也将竞相出台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的监管制度。国家计划明确表示，对人工智能开发和使用的监管、法律以及道德准则是个非常有先见之明的方法。当然，政府对人工智能调控、道德准则和经济调整的态度，将反映出北京更为广泛的治理和意识形态模式。例如，考虑到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问题，中国可能会通过联合国发起一项倡议，首先制定与自动化/人工智能有关的“行为准则”或基本的监管方法，然后建立一个关于该专题的特别委员会，最终成为在联合国框架内运作的一个监督机构。这样的举措将使中国处于发展这些问题的全球方针的前沿。北京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也尝试过类似的做法，认为其具有全球影响性，需要全球性的监管回应。
长远观点：未来AI的双寡头
综上所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几个结构性优势的推动下，人工智能在中国呈上升趋势：庞大的数据集、年轻的人才队伍、积极进取的企业家精神以及强大而务实的政府人工智能政策。这些优势将加速人工智能的四大浪潮：互联网AI、企业AI、感知AI和自主AI。
· 中国的大公司与美国同行竞争激烈，但目前在研究和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全球平台经验方面处于落后地位。
· 中国科技创业生态圈的蓬勃发展以及技术和工程人才的巨大扩张正在缩小人才缺口。
· 中国的海量数据、机器人和计算能力都在不断增长，海量数据的规模和可用性将成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优势。
· 一个支持性的监管环境和政府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抱负将确保该国在人工智能优势方面处于独特地位。
亲科技、亲实验和亲速度的特性将使中国成为强大的人工智能大国。
在这个快速创新的时代，美中人工智能双头垄断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已经到来！
中国下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目标
（2015年至2017年）中国国家和地方政府AI和自动化主要战略和政策文件
(中国主要创业公司和国内外投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