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城市商业》是『砺石商业评论』新推出的一个文章专栏，试图从商业与人文融合的角度去解读各个城市的最新发展，以归纳出中国城市变迁背后的底层规律。本期为读者带来的城市是河南郑州。
王剑 | 作者 砺石商业评论 | 出品
地处中原的河南省会郑州，既不靠海，也不如南京、武汉等省会城市紧挨大江大河。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郑州在全国经济版图上的战略地位并不高。
甚至，郑州所在的中原城市群，也一直屈居津京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之后，默默无闻。
不过，这些都没能阻止郑州的成功逆袭。1990年，郑州生产总值破百亿；2003年，破千亿；2018年，成功实现“三大突破”：GDP首破万亿、人口破千万、人均GDP破10万元，晋级九大国家中心城市队列。
从默默无闻的县城到省会城市，再到国家中心城市，郑州究竟靠什么成为一匹“黑马”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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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落寞的中原城市
郑州地处中原腹地，居河南省中部，北临黄河，西依嵩山，东南为广阔的黄淮平原，东接开封，西依洛阳，既为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也是国家综合交通枢纽。
从历史角度来看，郑州堪称中华城市文明的滥觞。
这片土地的文明始于三千多年前，商汤建都郑州商城，史称“亳都”。
占地25平方公里的古城，内城方正，外城呈圆形，围绕外圆内方的布局，借此体现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至今，郑州的中心城区依然保留着7公里长的商代城墙遗址，悠久的历史文化在此厚积薄发。
春秋战国初期，群雄争霸，颇有远见的郑桓公带着族人和资产东迁，建立郑国，定都新郑（今郑州新郑市）。
郑国后被韩国所灭，韩国为躲避秦国锋芒，将首都迁至新郑，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新郑作为首都长达五百多年。
战国中期，魏国开凿鸿沟，沟通黄、淮，自郑州附近的荥阳引黄河水向东南与济、汝、淮、泗水会合，形成水运河网。
由于水运交通便利，荥阳取代新郑成为郑州中心。
秦末楚汉争霸，项羽和刘邦在荥阳攻伐两年，双方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这便是“楚河汉界”的由来。
汉代时，荥阳成为经济繁荣的荥州城，制陶、制瓷、冶铜、纺织等行业兴盛，更是当时有名的冶铁基地。
魏晋南北朝，政权频繁更迭，荥州遭受严重损毁，周围更是一片荒芜。
直至隋开皇三年（583年），隋朝实行州县二级制，改荥州为郑州，随后又多次易名。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时，通济渠东西段交汇于今天郑州管城，这才使得郑州随后成为民间各类物资运输的中心，其下属的巩县也成为全国最大粮仓。
北宋时期，建都汴京（今开封），设洛阳为西京，郑州为“西辅”，地位显赫一时。
可惜自靖康之难起，宋朝经济中心南移，加上数百年战乱不绝，郑州开始了长达800年的衰落，从繁华巅峰直接跌落谷底。
明朝时郑州成为县级辖区，隶属开封，已是灰不溜秋的郑县。
直至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一纸奏章，改写了郑州的命运。
1889年，张之洞上书，请求修建卢（沟桥）——汉（口）铁路，一方面可以加强对豫、鄂两省的控制，另一方面便于将华中物资运往北京。
只是规划途经河南的铁路时，张之洞为避开黄河水患影响，有意绕过首府开封，将目光投向当时略显落寞的郑县（郑州）。
这是因为郑县附近土质较为坚硬，且比开封受到水患威胁小，因此京汉铁路规划黄河大桥时，放弃了省府开封，而选择了郑县。
1906年，南北向的卢汉铁路正式通车，正式更名京汉铁路；1908年底，东西向的汴洛铁路全线通车后，随后向东延伸，改称陇海铁路。位于交汇点上的郑县因为两条十字交汇的铁路，重新登上历史舞台。
正所谓火车一响，黄金万两。晚清时期，偏居河南一隅的郑县围绕火车站，逐渐发展出十多条商业街，以及七个主要商业区，吸引了南来北往的客商，郑县也升级为郑州（直隶州）。
1913年2月，改朝换代的民国政府将清朝的各府、直隶厅、直隶州、散厅、散州等治所改为市县制，郑州再次改称郑县。
抗日战争时期，为阻止日军沿陇海线西进，国民政府扒开郑州北郊的“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黄泛区，间接导致惨绝人寰的1942大饥荒，使得包括郑州在内的河南全境损失惨重。
1948年，郑州解放，中央政府在原郑县城区设立郑州市，直属河南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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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织工业独领风骚
新中国成立初期，郑州市区只有卷烟、面粉、纺织、木业等几个小厂，全市工业总产值仅300万元。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棉纺业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最大的实业。中央政府决定在京广线沿线及京广线以西靠近产棉区的北京、西安、郑州、石家庄4个地方同时发展纺织工业，算上已有的邯郸、咸阳两地，全国共有六大纺织城市基地。
1953-1957年，郑州在城市西区一万多亩的荒地上，以每年建设一个厂的速度，一口气建成5家大型纺织厂，加上改组中的国棉二厂（原豫丰纱厂），全市拥有6家国棉厂，几家棉纺厂的总面积远超郑州市区。
郑州成为棉纺基地，有着自身得天独厚的优势。除了中原地区丰富的棉花产量，还因城市紧邻陇海铁路专用线，得以将6家棉纺厂与全国各地串联起来，销售到天南海北。
在6家棉纺厂的带动下，配套的印染厂、砂轮厂以及学校、医院、电影院在城西拔地而起，逐渐成为郑州的一座工业城区。
为了加速郑州棉纺织工业水平，中央政府还先后从上海、苏州抽调大批熟练工人迁居郑州，同时动员河南各地女青年进入棉纺厂工作。
国家还投入巨资，一口气建设4所纺织院校为纺织厂储备人才，与纺织业相关的大型印染厂、纺织机械厂、纺织器材厂也都在这个时期生根发芽。
“一五”结束时，郑州工业企业发展到575个，工业总产值达到4亿元，9年间增长了300多倍。
1959年，凭借国棉厂的春风，郑州工业总产值达到4.5亿元。较新中国成立时增长了460倍，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重要的棉纺织基地之一，技术也有了极大提升。
1960年，毛主席兴致勃勃地来到河南省工业展览馆视察，看到郑州棉纺厂的无梭喷气织机后，赞不绝口，他幽默地说：“天上有喷气飞机，地上有喷气织机。”
那时，郑州纺织女工不仅待遇好，地位高，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类补助，就连天然气刚引入郑州时，也是优先供应几大棉纺厂及其家属区。
因此，郑州家家户户都希望孩子将来能进纺织厂工作。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郑州女孩，可能都听过这样一首童谣，“妮儿妮儿快点长，长大以后进纱厂”。
经过6年的发展，郑州不仅成为全国重要的棉纺织基地，同时也是一座拥有50万人口的新兴工业城市，更是河南的经济中心。
从某种角度来说，郑州能在建国初期就被确定为工业基地和中南9个重点建设城市之一，要归功于国家对郑州的政治考虑。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不仅请来苏联专家制定郑州城市的总体规划，还每年拨出专款用于各类基础建设。
仅1953年一年的投资，就比解放4年来用于恢复、建设的投资总额高出3倍，随后每年不断加大投资。
其中重要原因是，直到1954年，河南省会还是开封，但中央早已有了将省会迁往郑州的考虑。
虽然郑州相对于开封，交通便利，且矿产资源丰富，有煤、铝土、耐火黏土、石灰岩等，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但这都不是主要原因。
关键原因是：开封的地理位置太过凶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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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取代开封成为省会城市的原因
开封虽说也是千年古都，相比郑州更靠近河南省的中心位置，但其最致命的问题是，开封段的黄河早已成为悬河，河床高出市区很多，黄河带来的安全隐患始终无法摆脱。
自宋朝以来，黄河历史上决堤超过三百多次，几乎每次都会给开封带来灭顶之灾。
相比开封，郑州有着良好的工商业基础，交通便利，同时相对受到黄河威胁较小，由此纳入到中央的视野。
而且郑州也符合当时选择省会的考虑：位置适中，能将全省主要城市和农村快速联系起来。
河南省计划1951年就将省会迁往郑州，但因赶上一系列政治运动，最终推迟到了1953年。
此时的郑州已按苏联专家建议，以火车站作为城市大门，再以火车站至省府大楼的马路为主轴线，依次修建道路和建筑物，完成了包括政府办公楼，以及宿舍、邮政、银行等建设。
1954年底，郑州基本完成了一个省会城市应有的城市布局，河南省会就此从开封转移到了郑州。
新增的“西郊厂区”与“省府行政区”，是当代郑州的第一次大扩容，也是城市巨变的开始，但很快便陷入停滞。
由于“十年动乱”，郑州的城市发展遭到破坏，城市建设混乱，经济也受到极大冲击和影响。唯一的经济支柱棉纺织业，也因政治运动和票证制度，陷入停滞。
在成为河南省会二十年间，郑州与省内其他地市在经济上始终没有拉开差距，省会首位度在全国都是倒数。
改革开放后，持续近30年之久的“凭证买布”制度宣告终结，郑州的棉纺织厂终于焕发新生，纺织业重新成为第一支柱产业，对地方财政的贡献率曾经达60％以上。
郑州棉纺织行业经济效益最好的是1981年，这一年它的工业总产值达到7.1亿元，利润12302.7万元，交税9463万元。
辉煌的背后，时代的浪潮也在悄然发生着转变。纺织业要么因为技术落后，要么因为盲目引进先进设备，致使新设备和原有设备并不配套，导致整个行业急速下滑，郑州的纺织工业也受到严重影响。
1984年，为提升省会城市的首位度，河南省将开封所辖经济较好的五个县——新密、登封、新郑、中牟、巩义转给郑州。
“倒霉”的开封几乎被掏空，从此与“倒数”形影不离。直到现在，河南的各种排名，你要找开封，只能从后面开始看才能很快找到。
进入90年代后，随着中原地区棉花种植业萎缩，加上各类成本浮动，最终让郑州纺织业长期积累的“机制不活、设备陈旧、产品单一、包袱沉重”等问题，逐渐凸显，衰落已不可避免。
这一时期，早年业务红火的国棉二厂最有代表性。
国棉二厂的前身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豫丰纱厂，这是一家激活郑州近代工业，曾是河南省内规模最大、用工最多、影响最大的民族企业，同时也是全省最大的棉纺机器生产工厂。
解放后，国棉二厂因为产量大，工人多，一度是郑州纺织业的代表。
奋斗了几十年之后，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变，棉纺织业整体遭遇困境，国棉二厂也未能幸免。
想花钱购置设备，可没钱；想贷款，却又因自身经营不善，始终找不到银行愿意放贷。
1998年，国棉二厂宣告破产，就此拉开郑州所有国棉厂资产重组的序幕，属于郑州的纺织工业时代就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那年，就连曾令无数郑州人自豪的“亚细亚商场”也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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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亚细亚的兴衰
九十年代初，央视黄金时段一句广告语反复提醒着观众“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让原本寂寂无名的郑州红极一时。
彼时，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国营商业一统天下。老百姓对商场的印象，依然是冰冷的柜台和高高在上的营业员，消费者依然拿着布票、粮票、食用油票、自行车票去逛商场。
可就是因为亚细亚商场的出现，中国老百姓才真正明白商品经济是怎么一回事，购物原来可以这么舒适。
亚细亚商场地处郑州闹市区的“二七广场”，营业面积达1.2万平，前身是河南省乡镇企业局下属中原不动产公司，与河南省建设银行所属租赁公司合作，共同投资3400万元筹建的一家百货商场。
可由于不善经营，商场最初无人问津造成两家公司面临极大的资金压力。
此时，时任郑州市信托公司下属家电商场副经理的王遂舟应中原不动产邀请，担任商场总经理一职。
王遂舟曾接触过国外一些商场管理案例，也很有想法，他参考国外商场营销模式，有针对性地对亚细亚商场从里到外进行了重大改革。
比如，亚细亚商场所有营业员全部做过岗前培训，上岗时不仅统一着装，而且见到客人便鞠躬问好，笑容可掬。
商场内不仅各类货物琳琅满目，服务更是体贴入微：在全国范围内首推缺货登记服务、售后配送服务、购物知识讲座，甚至还有专门的儿童托管服务。
最吸引顾客的要属亚细亚商场找来郑州漂亮的姑娘，经过严格训练后，打造出一支类似天安门国旗班的仪仗队。
每天清晨，这些漂亮的姑娘们会在商场外，升国旗奏国歌，为围观的顾客做队列表演，还一度成为郑州著名的观赏景点。
亚细亚商场的宣传也是大手笔，开业初期便拿出数十万元用于广告营销，数额相当于当时所有郑州商场一年广告费的总和。
一时间，“星期天哪里去？亚细亚！”的口号，传遍郑州大街小巷。
这些如今看起来稀松平常的营销手段，却是当时全国零售行业的破天荒行为，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顾客及同行前来购物、学习。
由于营销做得极为成功，亚细亚商场开业当日，郑州市内万人空巷，不得不动用保安组成人墙分批放人入场。
开业仅7个月，亚细亚商场就实现销售额近亿元，一年时间就跨入全国50家大型百货商场行列。
亚细亚横空出世，大获成功后，郑州大型商场巨头华联商厦、郑州百货大楼联合商业大厦、商城大厦、紫荆山百货大楼深感压力，联名成立“郑州市大型国营商业零售业总经理联谊会”，与亚细亚商场展开竞争。
一时间，中原地区商战不断，硝烟弥漫，但亚细亚商场始终力压对手一头。
不过，亚细亚的成功也让管理层有些飘飘然，不顾商场的资金压力，以参股形式投资10亿多元在河南各地，还在“北上广”等城市投资兴办“仟村百货”，甚至还谋划到海外寻觅商机。
但许多亚细亚的创业元老不满过快的扩张速度和混乱的管理模式，纷纷出走，加入竞争者阵营。
面对缺人困境，亚细亚聘请了许多年轻又毫无经验的管理者加入，使得企业内部管理更加混乱，资金链也逐渐断裂。
2001年，喧嚣一时的“中原商战”，随着亚细亚的关门停业，以及周边一圈商场的拍卖和改制缓缓降下帷幕。
此时，始终在寻找经济增长点的郑州，又卷入到楼市风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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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飙升的楼市
2000年开始，全国掀起了城镇化建设的高潮。河南作为农业大省，相比全国，城镇化水平总体偏低。2002年，全国城镇化率为39.09%，而河南的城镇化率仅为25.8%。
这样的情况下，城镇化率已超一半的省会郑州，自然成了河南省重点呵护的城市。
但是郑州自身经济条件并不如意，人口不足千万，经济增长也毫无亮点，生产能力从占全省的一半下降到不足1/20。
2003年，郑州开启“用土地换生存”的战略，六大棉纺厂相继搬迁，原有厂址土地使用权被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商建楼盘。
与此同时，郑州轰轰烈烈，持续多年的城中村大拆迁也拉开了序幕，郑州的房价随即从每平2000元左右涨到了近3000元，城市房价随即升温。
涨幅惊人的房价不仅让很多人见识了楼市的凶猛，也让更多企业嗅到房地产的甜头，纷纷涉足到其中行列。
2005年，伴随郑东新区闪亮登场，原本是为了加速郑州高新企业发展的新区却被许多高档楼盘“跑马圈地”，开盘价便是3000元/平起。
当时，月收入不足千元的郑州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房价涨到5000元/平是个什么概念，总觉得房价会跌。
虽然郑州的楼市期间经历了不少宏观调控，房价增幅有所放缓，但房价依然高居不下。
2008年，为了对冲金融危机的影响，楼市调控随之放松。伴随着资金洪流的到来，郑州楼市迎来一个普涨期。
郑州楼市均价从4000元/平直接涨到了6000元/平，有的楼盘甚至直接翻番。
虽然当时媒体将郑州通过一系列城中村拆迁及新建楼盘，当作城市旧貌换新颜的正面故事进行报道，但客观上来说，繁荣的是楼市，买单的却是老百姓。
不过，郑州政府心里很清楚，楼市经济阴晴不定，更无法当作引领整个产业的主力。
耗费巨资打造出郑东新区，非但没能优化经济结构，反而沦为助长房价飙升的温床。
而且早年依赖水泥、化工等重工业，郑州的城市工业始终面临能耗高、污染重等现实问题。
2009年，郑州GDP仅为3300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23位。经济实力不足，又导致人口外流现象严重。
因此，想真正让郑州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强市，就必须有一个能拿出手的主导产业。
2010年初，富士康传出内迁风声。一座巨无霸企业关联着城市税收和就业，更关系到整个城市产业链的发展，而富士康给深圳带来的产业巨变，谁都看在眼里。
一时间，四川、河北、山东、河南、重庆等地纷纷伸出橄榄枝。然而当年6月，郭台铭却直奔郑州，点名要吃当地的“卤肉火烧”。
打动郭台铭的自然不是“卤肉火烧”，而是郑州政府满满的诚意。
为了吸引富士康落户，郑州承诺：为富士康设立综合保税区；富士康投产前5年，郑州政府免去企业税和增值税，接下来5年税收减半；员工可以少交社保及其他费用，每年累计减轻成本可达1亿美元；政府以每年每亩1200元的租借价格，将原有10个自然村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给富士康；同时为富士康提供2.5亿美元贷款……
如此丰厚的条件，郭台铭实在没理由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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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带来的巨变
富士康落地郑州后，才真正体会到河南以及郑州市政府迫切的心情。
河南举全省之力招工，将富士康十万员工招聘计划落实到省内每个街道和村镇。
郑州为了鼓励人们进入富士康，直接在火车站贴出招聘启事：入职就送100元床上用品，200元红包。
产品进出口，国内海关备案要两到三天，郑州只用数小时；彼此6月才签署协议，不到两个月，富士康的第一个零部件就在经开区生产线落地。
事实证明，郑州这次惊人的大手笔之举，真正让城市经济实现了逆袭。
自富士康入驻后，带动华为、苹果、中兴、创维、OPPO、酷派、魅族等上百家终端智能制造企业纷至沓来，电子信息产业随即成为郑州一大经济支柱。
2011年，郑州GDP为4912.7亿元，比上年增长13.2%；人均生产总值56086元，比上年增长9.7%。其中，出口额更是猛增178.8%，此后更是不断飞升。
2013年，河南进出口总额一跃成为中部六省之首；2016年，河南进出口规模首次跨入全国前十，其中富士康占全省进出口的比重就将近70%。
2018年，郑州市GDP突破万亿，全国城市中居第16位，占全省比重21.1%；而进出口总额超4000亿元，位居中部六省第一，全国省会城市第四；其规上工业总产值甚至赶超了老工业基地武汉，跃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二位，仅次于广州。
可以说，很长一段时期内，富士康承载了郑州经济体量的不断逆袭。
依靠富士康为代表的高新企业，郑州形成了智能终端、信息安全、智能传感器三个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年生产手机2亿部，占全世界的1/3，传感器占全国70%以上。
电子信息产业也只是郑州发力的开端，随着高新技术的带动，郑州逐渐形成生物及医药、现代食品制造、家居和品牌服装制造、汽车及装备制造、铝及铝精深加工等六大主导产业，并继续对人工智能、5G及北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规划布局。
伴随城市经济的提升，郑州的工业结构也被颠覆，其中高载能产业的比重下降到26.2%，其他均为高新产业，经济总量不断攀升。
2011年，郑州超越烟台和东莞，首次迈入全国城市GDP20强；2016年超越大连，成为全国第17位；2022年升至全国第16位。
城市经济总量的不断跃升，带来的则是人口回流。2018年，郑州常住人口历史性地突破1000万，人口增量排名全国第7位；2022年，郑州常住人口数量达到1282万，人口增量与成都、长沙、重庆处于同一梯度。
7
显而易见的产业结构问题
不得不说，盛宴之下，郑州经济的隐忧也很明显。
因为与富士康的深度捆绑，使得郑州乃至整个河南省的进出口贸易对其依赖严重。
根据近年来的数据，郑州富士康进出口总额已占到河南省的60%，郑州的80%以上，带动数百万人的就业。这意味着，一旦富士康对郑州投资减少，产业链外迁，郑州很快就会面临产业链真空的窘境。
特别是依托富士康，郑州电子信息产业产值从2011年的不到200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5300亿，几乎占了郑州GDP的一半。
虽然网上之前关于富士康外迁的消息屡见不鲜，但今年4月，富士康宣布新事业总部落户郑州，算是勉强打消了外界质疑，但危机显而易见。
富士康看中的是中原地区便宜的人力成本，可随着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郑州昔日的优势不再，逐利的企业就必然会有新的盘算。
事实上，富士康也多次表示，“将减少对中国大陆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依赖”。
最令人担忧的还是郑州的支柱产业电子信息制造，虽然富士康在郑州的3个厂区，主要负责的只有生产、组装，并不涉及研发环节。
换句话说，富士康与郑州“牵手”多年，却依然是以中低端制造为主，高端核心环节缺失。
不妨再看下近年来郑州其他主导产业的发展情况。
2021年，郑州六大主导产业对全市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高达103%。但其中电子信息工业、铝及铝精深加工产业的贡献率分别为71.3%、17.1%。
这说明，去工业化多年以来，新兴产业对郑州的工业增加值的实际增长率贡献依然有限。
放到更长时间轨迹来看，过去十年，郑州的工业增加值占比从2012年的39.5%跌至2022年的26.29%，下降了近12个百分点。
更糟糕的还有郑州的楼市，根据相关数据统计，郑州房地产开发投资和GDP的比值超过30%，在万亿城市俱乐部中，对房地产依赖度一直是首位。
制造业是城市经济的根基，只有重视制造业，城市才能找到最强的增长动力。
显然，在新一轮城镇化和经济提升背景下，郑州急需优化产业结构，找到新的产业增长点，做大做强。
其实，从机遇上来说，郑州并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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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和机遇并存
随着自身实力加强，郑州这些年相继迎来一系列政策利好：航空港区、自贸区郑州片区、自主创新示范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国家中心城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城市……
最显著的是郑州的交通条件，始终是航空和铁路“双核驱动”，也是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022年，郑州新郑机场完成货邮吞吐量624654.08吨，虽然相比2021年同期减少了80094.82吨，但高于天津和青岛；在国际货运上，郑州已经与“北上广深”并驾齐驱，成为国内重要的国际货运枢纽基地。
至于铁路，郑州曾是京广铁路和陇海铁路的十字交叉点，如今随着济郑高铁全线贯通，已是国内首座实现“米”字形高铁布局的城市。
未来5年，郑州还在精心打造都市圈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提升郑州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和集聚力；到2025年，郑州与开封、新乡、焦作、许昌等城市将基本实现1小时通勤，在中原城市群之间实现2小时通达。
最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河南的城镇化率为55.43%，明显偏低，城镇化的红利还未完全释放；而郑州城镇化率则超过70%。
显然，未来中原地区的城市化集聚，郑州必然是最优选。
不仅如此，郑州作为河南省会，聚集了65所高等院校，拥有超过百万的大学生资源。这个数量仅次于广州，但高于武汉。
但客观上说，郑州如果希望继续往国家中心城市、创新城市发展，仅凭眼下这些条件，还是不够。
以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为例：截至2022年，郑州拥有高新技术企业5200家。这个数量，无论是在“国家中心城市梯队”，还是和GDP同体量城市相比，排名都是倒数第一。
郑州科创能力不足的问题源于自身高校和科研经费的缺乏：郑州拥有几十所高校，可双一流高校只有一所——郑州大学。就连相应的R&D（地区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在经济20强城市也属于垫底位置，甚至只是上述城市的零头。
再从城市中心的带动效应来说，郑州经济实力固然不弱，但还远没强大到把周边中原城市全部纳入到自己经济实力范围内。
作为全国第九个GDP过万亿、人口超千万标准的特大城市，郑州某种程度算是通过富士康“一夜暴富”，可是其产业结构、文教水平乃至城市气质，距离综合实力要求更高的特大城市，还有一定的距离。
因此，对郑州来说，积攒下的高起点，代表了更大的使命，也意味着肩负的期待更多，脚下的路也格外漫长，我们不妨继续观察。
原文标题 : 逆袭的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