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本文为西泽研究院发表的第599篇原创文章，赵建教授的第555篇原创文章
后发展时代是从新兴经济体到发达经济体的过渡阶段，也是传统发展模式难以维系，新旧发展动能转换过程中相互抗拒与顺应，矛盾复杂交织、风险丛生遍布的过程。关于这个过程，可从1960s研究现代化过程的著名学者艾森斯塔德的几本代表性著作中找到对今天的惊人预判。
艾森斯塔德认为，现代化过程中充满了抗拒，其取得成功的关键是这个国家是否具有容纳多元化力量的结构以及能力，也就是能否有允许多样治理主体参与的包容性，以及在复杂的多样化过程中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从各国转型经验来看，中国要走出后发展时代进入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简单来说就是跨越两大陷阱：对内是“中等收入陷阱”，对外是“修昔底德陷阱”。对应的是正确处理好两大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美国）的关系。当然，这两大陷阱、两大关系也不是完全独立割裂的，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就像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一样——如果在内部不实行市场化改革，也就根本不可能对外与市场经济国家实现开放。
一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除了历史的路径依赖（比如资源的诅咒）之外，主要就是没有处理好这两大关系。有些国家，当遇到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的问题后，原有的治理结构又无法推动进一步的改革，主要是法治、累进税制、多元化参与等治理现代化的“硬骨头”改革无法推进，导致出现了自由主义经济最大的弊端——寡头经济与贫富严重分化。这意味着过去高速发展时期的“有为政府”失能，无法处理后发展时代和复杂社会的种种问题与矛盾。这种治理失能导致了政府无法正常提供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和监督，最终让市场经济从自由走向无序，形成了“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社会动荡—治理混乱”的恶性循环。这个失败案例的代表是一些拉美国家，他们看似是“资源的诅咒”，实际上是“制度的诅咒”。
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和产业体系对重大外部冲击的抵御与修复能力。有些国家在高速发展过程中，过度依赖单一资源、外部市场和金融环境等非内生力量，缺乏内循环经济自洽能力，当一旦发生较大的外部冲击，比如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贸易战和地缘关系紧张等，经济就会遭到致命性打击，然后陷入长期停滞和混乱状态。如果经济运行的结构，尤其是分配结构不合理，那么经济的停滞会扩大贫富分化和深层次矛盾。因为蛋糕一旦无法再做大，原来生产端的问题就会转移到分配端。而分配体系——主要是利益在政府、资本、劳动等之间的分配——涉及的问题会更多，也更难处理（因为涉及到政治问题）。因此，在发展中经济体内，“发展是硬道理”，用发展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问题。这是对于一个结构不够完善的经济体来说，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原因。
如果是一个大国，具有较大的规模和内循环能力，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面，可能存在两种“均衡”。一种是超级规模体具有较强的产业和市场惯性，劳动力要素完成了关键的人力资本化转型，整个经济体已经习惯了市场范式（黄河长江不会倒流）。最为重要的是，更多的非正式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中，与政府一起面对和处理后发展时代的种种问题，这意味着动态的多元化结构慢慢形成，那么就很可能产生内生的突破深层次体制约束的惯性，抵达一个更高层次的市场化、现代化水平。这里的前提条件就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精妙结合，也意味着突破了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始朴素的制度变迁原动力，让更多的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到政治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其中，政治的发展比经济更重要。
另一种是在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大国经济在迅速做大规模的过程中，并没有在供给侧完成成功的结构性改革，也没有形成完善的法治和多元治理结构，政府作为单一的治理主体独自面对林林总总的众多复杂问题。如果此时经济总量和产业规模已经扩大到很难再增长，或者只能靠债务膨胀或者做大资产负债表来换取些微增长的时候，再加上原来粗放的结构很难支撑原有的扩张模式，那么坍塌的概率就越来越大，各种大型风险会越来越多。虽然，强大的政府不断的用财政和货币资源来维系总量不坍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但这种外生性努力将越来越难，效果也越来越不明显。此时，所有的要素红利将摇身一变为要素“负债”，比如环境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贫富分化问题，法治缺失下的腐败与社会撕裂问题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政府往往还习惯于财政赎买的方式，那么过度的赤字和货币超发在所难免，这恰恰会将经济推入滞胀之路。此时“中等收入陷阱”的雏形就会出现。
而“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互为次生灾害。大国之间竞争在所难免，甚至大多数时间内良性的大国竞争有利于人类科技文明的进步和国际治理秩序的完善。但是对于处于两个文明圈的大国来说，这种良性的竞争关系在早期却很难建立，除非发生一次真实的对抗而获取彼此真实的实力信息，否则两国在各自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浪潮下很难融洽相处。对于中国来说，独特道路带来的经济和科技崛起，引发了西方阵营的焦虑。他们对中国崛起中的现代化元素感受越来越弱，而中国也不愿按照他们指定的道路亦步亦趋。美国有自己的“美国梦”，中国也有自己的“中国梦”。然而尽管世界这么大，两个大国却很难容得下“同床异梦”。中国有五千年多年的兴亡史，最近三个甲子年却有太沉重的历史记忆，十四亿人有多少人可以走得出？历史的轮回，恰恰就是因为人们陷在历史记忆的车轮里不断重复。所谓“陷阱”。
原文标题 : 赵建：后发展时代如何走出“两大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