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2022,世界需要等一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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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本文为西泽研究院发表的第589篇原创文章,赵建教授的第545篇原创文章

如果说2020年,中国率先防控住了疫情,然后等着世界上岸,那么2022年,世界需要等一下中国。大船要平稳靠岸,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在疫情防控方面中国一度走在了世界前面:利用举国体制加上东方文明特有的集体秩序主义,较好的控制住了疫情,保障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生命健康。并率先复工复产,在其他国家进入大爆发期无法正常生产和服务时,发挥出了世界工厂的作用,向全球提供必需物资和日常商品。彼时,如果中国疫情也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在疫情初期防控成效走在世界前面,是充分发挥了大国防疫具有的独特优势:一是全国一盘棋,举国体制中央集中调度统一指挥,各地区之间可以互相帮助,疫情轻的省市可以集中资源支持疫情重的,这是空间优势;二是工业门类齐全,物资供给和保障体系完备,弹性生产能力强,一些防疫物资一开始高度短缺需要大量进口,但在国内企业迅速改造生产线后供给缺口迅速弥补,甚至出现了过剩,这是产业优势;三是数字化程度,数字平台独角兽,无论是阿里还是腾讯,迅速建立起数字防疫体系,为后来的精准防控提供了完备的基础设施,这是企业家优势。

然而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总是在运动中发展变化,解决问题的方法也需要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否则就陷入教条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陷阱——当然也要切忌激进冒险主义。进入2022年3月,形势陡然变化,奥米克戎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新冠前几代的面貌出现:传染烈度极高,R0超过10;传染媒介多样,可以附着在物体和空气中;只攻击呼吸道,并不攻击肺部,重症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等等。这些新的特征,让我们在2020年采取的以管控“人”为主的网格化模式面临巨大的挑战,因为要防控奥米克戎及其整个病毒家族,不仅要防控人,还要防控物,这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不仅要对人流静态管理,还要对物流静态管理。这对于现代经济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休克式自杀。(我在去年8月份的一篇文章,可以说已经对当前形势和困难做出了基本的“预测”,见《赵建:疫情重现,复苏放缓,国运的钟摆向何处?》)

当决定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时,考验的不仅是辩证法思想,还有方法论体系。回看中国近百年发展史,先进性和生命力都是根据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不断反思和调整中获得的。然而只要初心不忘,总能殊途同归。从疫情防治的基本规律来看,最后都是要以取得全社会对病毒免疫,从长远角度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和正常生活为最终目的。中国抗疫的目标也是如此,否则为何花掉几千亿元在全社会相继接种三次疫苗。接种疫苗的目的肯定是对病毒实现免疫。所以中国的疫情防控,从最终目的来看是与世界一致的,那就是完成从清零防控到向正常社会的闯关,最终实现软著陆。中国不可能,也绝不会成为孤岛。

然而,中国毕竟是个大国,地区差异大,各群体之间分歧较大,冒然“闯关”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因此短期内还不能放弃动态清零的政策,但需要为闯关和软着陆做积累和准备,而且不能时间太久(肢体休克太久容易坏死),这个我在三个多月前就已经写报告进行提示:疫情防控需要根据决定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的变化进行调整(赵建:主要矛盾正在发生变化,抗疫需要进入“过渡阶段”)。当前来看,各地也在积极对政策进行综合平衡,将恢复经济和民生,与疫情防控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但是,中国要想以不同于西方国家,以极低的成本和生命代价进行闯关和软着陆,还是需要时间。大船掉头难,大国空间大,需要耗费的时间也长。但世界会等中国吗?

这次疫情防控,在更深的层面上,是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重大考验(【金融时报专访】赵建:疫情防控需要法治和实事求是)。中国要走向现代,不仅是科学技术和物质经济层面,当前来看最重要的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中国当前发展阶段,国家治理的核心能力要看三个关键要素:法治能力,达成共识的能力,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没有法治,制度供给一直停留在各种暂行办法和指导意见等短期政策上,今年5号文要求收紧,明年8号文要求放松,这样无法在社会形成长期预期,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精神就很难培育。社会难以达成共识,社会思潮极化,无论是精英基层还是普通民众,虽然表面上一个声音,实际上存在较大分歧,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就不牢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高速发展,中国不仅仅在总量上成为一个大国,同时也进化成了一个复杂社会,这让过去的治理模式很不适应,因此如果缺乏专业化、经验丰富的公共管理人员,同时社会专业精干力量参与治理的机会又较少,无法群策群力建立起分布式的决策和治理机制,那么在处理起复杂问题来就显得捉襟见肘。

这三大关键要素,在疫情防控期间都有所体现,既反映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成绩,也反映出了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方向。法治层面,为了进行静态封控违反法治原则的事情在个别地区经常出现,曾经一度掀起了社会对法制问题的关注。社会共识层面,多元化的声音很难发出,也就很难交融,反而导致分歧严重,对疫情防控模式普遍缺乏共识,导致决策起来左右为难。处理复杂问题能力方面,科学理性的声音还是有些微弱,官僚主义作风下真正的专家意见很难被采纳;同时在复杂的隔离封控工作中,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参与度较低,要知道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武汉的社会志愿组织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所有这些都说明,处于初期阶段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还需要加快。

如果在时间上进行延伸,几千年人类历史,中国与世界之间走走停停,国运并不同步。公元元年开始,中国开始走在世界前面,尤其是汉唐盛世之时,欧洲却正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中西方发展出现较大差异。当时汉唐的国际化程度极高,吸引世界各国各族人员前来。以唐朝为例,32名重要官员中籍人士竟占23名。然而从大约18世纪开始,国运的钟摆开始“千年大变局”,人类文明的大分流出现,西方世界开始走在东方前面。直到半个世纪之前,中国都一直落后于西方文明。用毛泽东的话说: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与人口占比不相符。

然而历史事实证明,中国人一旦开始反思自省、谦逊达观,以辩证法和变通的智慧“睁眼看世界”,就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创造让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上善若水,才能国运常在。谦恭自省、开放包容,才是真正的强大与自信。三个甲子年前,当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轰开了大清封闭的国门,也敲醒了一个传统农业文明大国的帝国梦。这让封闭了三千年的古老国家认识到,中国必须开启工业化、现代化,才能从王朝更迭的周期性内卷中走出,以工业文明的姿势融入全世界,也才能赶上人类文明滚滚向前的洪流,摆脱“落后—挨打—更加落后”的衰亡怪圈。然而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甚至是国家新生,都没有真正的点燃这个古老国度工业化革命的火种,直到改革开放的出现。

从根本上说,改革开放是一次思想大解放、社会大启蒙、体制大变革,是经济现代化的一次重大进步。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终于追上了世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某些方面还走在世界前面。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决定历史走向的主要矛盾也在发生变化。如果说改革开放主要完成的是经济层面的现代化,那么当前在中国已经进化为一个复杂社会的背景下,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力量则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次百年一遇的大疫情加速了这个现代化进程。但是在前行的道路上,在国家治理层面,中国毕竟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时需要世界等一等。但最终中国必定能赶上,成为一个尊重法治、凝聚共识与实现多元治理的现代国家。

       原文标题 : 赵建:2022,世界需要等一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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