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一部以真实故事改编的国产电影《我不是药神》拉近了观众与印度制药业的距离。剧中,电影主角程勇为了让饱受折磨的白血病患者能够吃得起药,从印度大规模购入靶向药物“格列宁”的低价仿制药,并通过转售的方式快速成为国内代理商,但因“销售假药罪”被起诉逮捕,后经上千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求情,最终使公检部门撤诉。
该电影一经播出便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但背后隐藏的社会现象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反思。一方面是印度这个军工业极度落后的国家为何能在医药方面做到全球领先,吸引着像程勇之类的需求人群前来采购?另一方面,在这个医药行业竞争激烈的国度,哪些企业能够从中脱颖而出,又是依靠怎样的产品体系和市场布局走在行业前列?种种疑问都等待着解答。
印度成为“世界药厂”的始末缘由
一提起印度,你会想到什么?“包治百病”的恒河水还是被评选为“世界新七大奇迹”的泰姬陵?亦或是飘满整个印度的咖喱香?这都是我们对印度这个国家的刻板印象。但除此之外,印度还是实打实的仿制药大国,每年生产总量占全球的20%以上,甚至在医药技术十分发达的美国仍有40%左右的市场占有率,这一点的确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但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它的必然规律,究竟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印度成为了“世界药厂”?
1970年以前,由于《专利与设计法》对化合物的严格保护,印度国内99%以上的药品专利和近90%的药品供应由跨国制药企业集中把控,这一垄断局面使得跨国制药企业拥有绝对的定价权,印度国内药品价格居高不下。
但印度作为人口大国,每年支出的医药费用相当之高,长此以往,自然无法忍受外资把控下的医药市场。因而在1970年,印度政府颁布了新版《专利法》,规定对医药产品只授予工艺专利,不授予产品专利,这意味着“药品专利保护”这个根深蒂固的制度在印度被彻底废除,低价格成为了医药市场的“主旋律”。
另一方面,为快速逼退长期占据垄断地位的跨国制药企业,印度政府还在同年颁布了《药品价格管制法案》(DPCO),通过对国内药品价格进行严格管控,使制药商利润大幅下降,跨国制药企业市场占有率微乎其微。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印度本土制药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凭借其巨大的成本优势,在夹缝中逐渐开始成长。
依托于政策的大力扶持,印度医药市场已经“更新换代”,但若要满足市场需求,本土制药企业还需在医药技术上快速发力,从而生产出足以和跨国制药企业相媲比的医药产品。
天赐良机。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立,取代此前的关贸总协定(GATT),而印度作为GATT的发起国顺理成章地跻身为WTO主要成员国。在WTO成立之初,各成员国便统一签署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进一步完善了全球知识产权体系,但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TRIPS协议的执行拥有10年的过渡期,允许自2005年1月1日起再开始执行。
正是基于这个“缓存期”,印度政府在1995至2005年间多次修订专利法,使此前确认的“只承认方法专利”最终修改为“既承认方法专利又承认化合物专利”,这一利好法案的成立促使印度国内医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整体医药水平也因此快速提升。而在至关重要的药品质量检验方面,印度政府更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生产管理规范直接遵循美国FDA(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认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印度医药水平的提高。
甜蜜的“缓冲期”结束之后,印度政府必须开始执行TRIPS协议,这一变化使得印度的仿制药产业面临巨大的侵权风险。但是印度利用TRIPS框架中的漏洞,对药物的专利保护附加了约束条件,即“只保护1995年以后发明的新药或经改进后能大幅度提高疗效的药物,不支持衍生药物专利”。此举不仅巧妙地化解了迫在眉睫的侵权危机,还为本土仿制药产业再次打开了后门。
数据来源:Newport、Premium、科睿唯安
此外,印度还利用TRIPS协议的另一项漏洞,即“世贸组织成员国可在未得到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使用受专利保护的技术,条件是经过国家依法授权,以及向专利权人支付一定费用。”依据该规定,印度以公共利益、印度传统、公共健康等理由,对许多药物专利执行了强制许可,而在2004年的专利修订条例中,更是将“专利强制许可”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癌症、慢性病等领域,拓宽了印度医药市场的覆盖范围。
经历近半个世纪的“摸爬滚打”,印度医药行业已经取得了不可思议的进步。根据数据显示,截止2005年,印度已拥有23000多家制药企业,能够满足国内95%以上的药物需求,且产出以每年13．7%的复合增长率递增。
但他们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将目光瞄准了更为广阔的海外市场。印度医药生产商以世贸组织为跳板,积极融入新规则打入新市场,专利制度与国际接轨,促使印度医药企业出口到更多新市场。另一方面,印度制药企业与研究机构、具有研发技能的国外公司等建立战略联盟,同时也在美欧日等医药技术发达地区频繁并购,为全面布局海外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数据来源:Nesta、医药魔方
通过专利法、与国际市场接轨、加大研发投入等“三部曲”,印度逐渐确立起其仿制药的竞争优势,并成为全球重要的仿制药生产大国。通过直观数据显示,2019财年印度仿制药出口额达191亿美元(约1480亿元人民币),且印度供应着全球超过50%的各种疫苗,供给美国的仿制药占美国全年需求量的40%以上,尤其是近期美国为抗疫购买的2900万剂羟基氯喹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印度。
不可否认的是,印度仿制药凭借其比原研药价格低的优势在海外市场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能在医药技术发达且管控严格的欧美国家占据大量市场份额,也显示出了印度仿制药在药品质量上的“精雕细琢”。
竞争加剧,谁能快速破局占据行业领先地位
数据来源:TechSciResearch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据印度品牌权益基金会(IBEF)数据显示,印度制药行业在过去10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为17．46%,市场规模从2005年的60亿美元增长至2016年的367亿美元,并且预计将会以15．92%的CAGR增长率在2020年达到550亿美元。
数据来源:印度医药协会研究院
庞大的市场体系也加剧了印度本土医药市场的竞争。在一份以营收数据为指标的“印度医药企业排行榜”上,十五家企业中有五家企业在2020年出现了下滑,甚至包括排名第一的太阳制药和排名第三的鲁宾制药。
而在这些巨头企业之中,INTAS格外引入关注。作为印度制药业的一股新兴力量,INTAS近年来势头强劲,企业营收数据不断攀升,年增长率在2020年达到了29．84%,在所有企业中排名第一,成为印度当下最具潜力的制药公司。
INTAS创立于2000年,是一家领先的、垂直整合的全球药物制剂开发、制造和营销公司,也是印度最大的私营制药公司,在过去的五年中,企业复合年增长率约为26%,并在上一个财政年度突破了20亿美元大关。
与大多数印度药企一样,INTAS将绝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海外市场,收入占比高达70%,也是第一家在欧盟推出生物仿制药的印度制药公司。时至今日,INTAS已在全球超过85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主要集中于市场体量大且医药技术发达的欧盟和美国市场。
为打造高效化生产链条,INTAS在全球设有13个制造工厂,其中10个位于印度,其余的则位于英国和墨西哥,这些制造工厂均经过精心设计、配置和操作,可在规定的成本和交货时间表内交付高质量的产品。
该公司还在英国设有先进的分析实验室和最先进的配送中心,独立运营两个API和中间制造设施,每个设施均符合其运营所在辖区的法规要求,这些设施之间已获得包括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在内的各种国际著名监管机构的批准。
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拓宽市场覆盖范围,INTAS建立了一个名为Accord Healthcare的子公司网络,用于在欧盟、美国、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亚太地区以及独联体和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高度监管的市场中进行营销和销售,致力于打造全球化的运营生态网络。
“研发团队”+“质量管控”,全球注册药品上万种
截止目前,INTAS在全球共拥有10,000多个产品注册,并战略性地推出了300多种高价值FTF/FTM、生物仿制药和NDDS产品。
在细分领域上,INTAS在CNS、心血管、糖尿病、胃肠病和泌尿科等关键治疗领域均已确立领先地位,但真正让该公司在全球闻名的是其在欧盟和美国的肿瘤学和其他医院治疗领域的医药产品。
INTAS的医药产品之所以能在多个复杂领域不断攻破并深受市场青睐,除了其在市场上的精准布局之外,还在于其在药品质量上的不懈追求,而这离不开高精尖的研发团队以及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控。
在研发上,INTAS每年投入上亿美元,并组建了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当前,INTAS在全球拥有12,000名员工,其中400多名位于欧洲,并拥有800多名科学家。
在由这些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组成的强大团队的带领下,INTAS对开发新产品和优化技术方面做到了精益求精,并在肿瘤,激素和NDDS等广泛领域实现了突破性创新。迄今为止,INTAS已在新颖配方、API多晶型物、工艺和分析方法方面获得了50多项国家专利。
图源:INTAS官网
而在至关重要的产品质量方面,INTAS建立了严格的管控体系,每个INTAS产品和服务都证明了其不妥协的质量标准。所有产品均在全球主要监管机构认可的设施中生产,这些机构包括USFDA,MHRA,EMA,TGA,MCC,ANVISA等。如今,INTAS具有领先的细分渠道和强大的内部开发能力,可与行业中一些最大的产品组合竞争。
当前,INTAS的研发团队将业务重心放在了疫情治疗药物,并已经开发出COVID-19特异的超免疫球蛋白,用于治疗中度至重度COVID-19感染的患者。据了解,高免疫球蛋白还具有预防所有与COVID-19患者接触的高危人群的潜力,可以有效地帮助抗击该疾病,直到获得疫苗为止。
作为全球首家采用这种方法治疗COVID-19患者的公司,INTAS已获得印度药品总局(DCGI)的许可,可以使用新开发的COVID-19特异的超免疫球蛋白进行临床试验。在临床试验中确定其有用性后,该产品将可用于治疗COVID-19患者。INTAS医疗与法规事务主管Alok Chaturvedi博士评论了这一发展,他说:“这一努力证明了INTAS致力于通过研究驱动的解决方案满足社会未满足的医疗需求的承诺。”
INTAS正在与医学和研究机构,献血团体建立联盟,以从康复的COVID-19患者中收集血浆。INTAS不久将启动一个网站,以帮助康复的COVID-19患者找到最近的血库,在这里他们可以安全地捐赠血浆。该公司寻求政府的支持,以促进恢复性血浆的供应,以制造这些富集的超免疫球蛋白,从而帮助更多的患者征服COVID-19。
立足于未来,INTAS计划通过提供利基和复杂产品来增强其产品范围,并积极投身于欧美市场,积极参与生物制剂的开发和商业化进程。除此之外,INTAS还将为生物仿制药和新化学实体等进入发展的更高障碍进行投资,并在不久的将来继续提高全球卓越医疗保健水平,真正做到通过创新为更好的遗漏保健做出贡献,为利益相关者和客户挖掘最大化价值。
印度医药的成功带给国内的启示
毫无疑问,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辛酸“奋斗史”,印度医药行业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首先,印度的法制化进程和国际化历程,没有脱离本国的发展阶段和需求,而是尽可能地去寻找适应自身现状的方式。
其次,印度还相当善于利用规则与国际规则接轨、博弈,以取得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在反复“抗争中”,印度充分利用了人道主义价值观、发展中国家过渡期、本国法律程序、WTO上诉持久战等各种手段,不是全然的“对抗”,也不是全然的“接受”,而是很明确自己的目的,为达到目标尽量争取时间和空间。
最后,关键仍然是市场的终究要归市场,企业的归企业。在宝贵的过渡期和保护伞下,印度企业积极主动作出融入国际规则的努力,提高现代化公司治理水平,实现与市场、行业、产业的更好对接,自我提升迎接转型升级才是正确而可持续的作法。
那么,着眼于印度制药业所取得的成功,这对我国医药行业的发展又有何借鉴意义?
近几年,我国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旨在药品审评审批、招标采购、医保支付等环节大力扶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优质仿制药品种。尤其是2018年关于“改革仿制药”的意见予以通过,意味着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品种已获得国家许可,标志“进口替代”将正式成为我国仿制药行业发展的主旋律,这也是我国由仿制药大国崛起为强国的起点。
而在生产方面,我国制药工业生产规模明显大于印度。自1991年以来,中国制药工业年均增长19．5%,印度为17．5%,均快于各自国家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
但在国际化方面,印度显然更胜一筹。跟国内企业相比,印度很早就关注于高端市场的注册和销售。中国从90年代晚期开展FDA、COS认证的时候,印度人就已经拿到相当数量的入场券,由于人力成本较低,印度仿制药投入小产出快,具有很大的优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他们在医药方面的领先地位。
作为全球最大的仿制药出口国,印度制药业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其中一大表现是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上“游刃有余”。比如,印度制药企业Sun Pharmaceuticals在1996年成功收购美国Caraco制药公司,进军美国市场;而后Ranbaxy收购拜耳的非专利药子公司Bayer Basics,进入了德国市场,并在海外的6个国家建有制造厂。
需要注意的是,印度还曾在中国市场拥有4家合资企业,其国际化道路走得愈发顺畅,也意味着印度制药在世界医药市场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业内人士表示,相比而言,中国制药业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出口的是附加值较低的原料药,我国的制剂很难走出国门,同时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上,中企的步伐也稍显逊色。我国驻印有关部门此前曾刊文指出,中企虽然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少数合资制药企业,但是很少在资本市场收购或兼并发达国家的制药企业,也很少直接投资西方国家,我国甚至没有在印度建立药品生产与经营企业。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如何加速深耕国际化道路,这或许也是中国医药产业在世界立足的关键因素。
作者:牟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