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根据多家医疗媒体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三甲医院副院长、心内科主任，因被其博士生实名举报，涉及收取心脏支架手术回扣费用，而被调查。
据编者求证，该主任目前出诊安排已停，电话联系该院门诊部，对方表示不清楚停诊原因。该院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复，目前案件还在调查中，最后结果有待公布。
无独有偶，近期医务人员收受药品回扣事件不断曝出。
5月23日，河南一女子举报称，其丈夫为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职医生，存在收受药品回扣情况，称每月下旬，医药代表把现金及药品回扣清单装进信封交给其丈夫，一个月能达到一万多元至两万多元。目前，郑州大学纪委已介入调查。
而海南万宁市和乐中心卫生院一医生则自曝和同事开药拿回扣，万宁市卫健委已介入调查。为了便于开展调查，目前决定对和乐中心卫生院院长唐某某、药房负责人李某某作出停职审查处理。
药品回扣是医药行业顽疾
搜索“药品回扣”，所曝光的案例触目惊心，其数量和涉及金额惊人。
所谓药品回扣就是一种带金销售模式，包括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等等。企业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派出促销人员深入医院告知临床医生给病人使用自己企业生产的药品，可以按医生的处方使用量提成结算返点给医生。
以近期处于漩涡中心的步长制药和康美药业为例，其销售费用和市场推广费过高，一直被外界反复拷问，被认为涉嫌大量输送药品回扣。
步长制药方面坚称其高额销售费用和市场推广费用“符合行业特征”。
一位医药业内人士告诉编者，所谓行业共性并不能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医药行业普遍存在销售费用高企问题，而药品回扣、变相回扣问题仍是医药行业的顽疾。
步长制药曾多次陷入回扣风波。裁判文书网显示，2014年，步长制药为开拓益阳市医药市场，该地区销售经理张某某与业务员蒋某某向安化县中医院药剂科科长胡某给予每盒丹红注射剂5元回扣，共计现金10．68万元。2010年，福建省平和县坂仔中心卫生院院长吴某甲收受医药销售公司为推销奥美拉唑和丹红注射液给予的药品回扣，双方约定回扣比例为采购总额的30％，涉及药款14．37万元。
“中药注射液的回扣较一般药品回扣更高。”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透露。
康美药业则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编者从业内资深人士处了解到：为了销售药品给医院，并通过处方销售给病人，医药企业往往要为医院各级领导以及医生个人送出回扣。回扣由医药代表送出，以现金方式给到医院领导以及医生个人，但收受现金的人显然无法提供发票。
而药品回扣数额不菲，按照行业通常水平估算，往往相当于药价的20％～30％，某些品种甚至可以达到50％。没有发票，药企无法做账，因此有的药企会和其他企业进行虚假交易，并相应获得增值税发票。康美药业目前就被指控涉嫌虚假交易，虚开发票。
有些药企长期给行业内其他药企虚开增值税发票，且手续费明码标价。
而药品回扣的存在，是医疗体系的系统性问题。长期以来以药品为创收来源的公立医疗体制，各方利益已经盘根错节。医疗战略咨询公司Latitude Health创始人赵衡就此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的支付方主要是政府医保和个人自费，对医疗机构没有控费能力。同时，医疗服务的价格体系偏低，使得医生的收入结构主要依靠药品回扣，形成了以药养医的局面。以药养医导致药价虚高，因此政府的控费环节主要集中在药价上。
冲击一：带量采购的联动效应
2018年12月的由医保局主导的带量采购，除了医保控费，也为医药行业的带金销售狠狠踩了一脚刹车。
所谓带量采购，由各试点城市公立医院建立联合采购体对入院药品进行招标采购，不但与药企方议价从而确定具体品种的中标价格，还要明确参与试点地区公立医院对中标品种的采购量，即以量换价，同时保证用量。
这与以往的药品招标采购模式显著不同。此前省级药品招标模式由卫生部门主导，招标过程只谈价格，缺乏用量保证，中标药品经过药企自有销售队伍或其代理商进行销售，进入医院时再由医院设置各项准入门槛，药品回扣、“二次议价”等问题屡禁不止。
而带量采购的主导部门由卫生部门转为国家医保局，招标中明确约定采购数量，招标价就是最终医院采购价，中标企业还可直接与代表医院的招标办签署购销合同，并从医院获得医保资金30％的预付款。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贺滨认为，此轮带量采购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以“药改”方式倒逼公立医院改革，理顺医院收入结构和医生薪酬机制。
药品之外，国家医保局还在对耗材的带量采购进行探索。根据2018年底的医保工作会议，国家医保局称2018年工作重点有三，包括“4＋7”政策的探索与推广；高值耗材的价格谈判；耗材的带量采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