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预防遗传性疾病”社论发布,生命与道德如何权衡?

OFweek医疗科技网 中字

6月3日,国际知名胚胎学家、OHSU胚胎细胞和基因治疗中心主任舒赫拉特·米塔利波夫博士与他17岁的儿子保罗·米塔利波夫共同撰写了一篇社论,阐述了利用基因编辑工具预防遗传性疾病的必要性。该社论收录在《自然医学》杂志上。

事实上,在基因编辑领域,中国“赫赫有名”。去年,世界上第一对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主导了这个基因编辑工程。据称,贺建奎将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进行编辑,使他们出生后天然获得抵抗艾滋病病毒的能力。看似是疾病治疗中的一项新创举,实质上牵涉到复杂的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层面的问题。这个冒进的做法未经深思,欠缺对生命的敬畏和人权的尊重,“人可以操纵人”的概念也迅速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恐慌和抵制。事件发生后,国家卫健委、科技部、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等部门陆续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并将依法惩处。今年一月,事件调查有了初步结果——贺建奎为追逐个人名利,自筹资金,蓄意逃避监管,私自组织人员实施国家明令禁止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已触法律红线。

米塔利波夫认为,中国的这次实验在科学上并不成熟,在伦理道德上也不负责任,世界各地对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工程的监管应该继续加强。但他表示,目前科学家发现了一万多个单一的基因突变,折磨着全球数亿人,而生殖系基因疗法并不是十恶不赦,它在预防遗传病方面有着巨大的前景。正视基因编辑,努力提高和完善技术水平,厘清道德伦理边界和原则,才是关键所在。

2017年,米塔利波夫发表了修复人类早期胚胎中的基因突变相关研究报告,当时也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在中国的曝光,引发了许多生物伦理学家和一些学者、网民的声讨,他们呼吁叫停这种基因编辑研究。在一片反对声中,米塔利波夫保持了客观的态度,他承认这需要经历伦理道德层面的考验,但同时也发现,在呼吁禁令的人当中,绝大部分并不从事人类生殖系基因治疗或生殖医学领域工作。很多人只是跟风反对,对领域内的技术发展和成果一无所知,这让他感到有些无奈。

儿子保罗·米塔利波夫是波特兰西部阿罗哈高中四年级的学生,去年夏天来到父亲所在的OHSU健康与康复中心实验室里当志愿者。自2017年开始,他就开始关注父亲的研究,在他大学预修生物课的课堂讨论中也有相关话题,他对此非常感兴趣。通过与父亲的沟通交流,他参与到研究中来,帮助父亲处理发表在《自然科学》杂志上那篇社论的图形元素和参考文献,并修改了一些文章。他表示,帮助父亲改写一些章节,是为了确保科学术语不会让普通人无法阅读和理解论文,“对于非科学家来说,了解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位置及其可能的发展方向非常重要。”他认为,在目前伦理条件还没有给予足够支持的情况下,也需要客观对待基因编辑,一味摒弃很有可能丧失许多开创新疗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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