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行业受到的监管就像20世纪初的食品和制药行业一样缺乏。”
本文为元气资本第132篇原创文章
分析师）Valerie
近日，Instagram发表推文表示平台将于2022年恢复“按时间顺序浏览”的功能。此前，平台推出针对青少年的“休息一下”功能。当用户达到自己设置的时间限制时，就会收到通知。此外，Instagram将于明年3月推出新工具，帮助家长监督孩子在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并设置时间限制。
在“注意力经济”商业模式的强烈驱使下，社交媒体平台通常会以一种让人上瘾的方式设计自己的平台。算法使得这种设计成为可能。Instagram对内容推送排列方式的妥协或将削弱平台对用户行为的操控能力，而成瘾性的弱化则意味着利润的缩减。
Instagram此次对算法应用的调整并不完全是对用户多年来“反算法”呼吁的回应，事实上，其最大的驱使来自于政府监管的压力 ——该平台负责人Adam Mosseri于12月8日出席了参议院的听证会，面对议员们对于平台危害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质疑，Mosseri首次提出将于明年实施这一调整方案。
来源： CNN
监管的背后是社交媒体平台对用户不合理的剥削和伤害，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极端主义与社会分裂
早在2018年，《西雅图时报》撰稿人Dick Lily在一篇名为“社交媒体的算法将我们带入了黑暗、分裂的兔子洞”的文章指出：“社交媒体平台利用算法来迎合我们对“刺激”的需求 — 我们的担忧，我们的恐惧，还有我们对某些事物的厌恶，它驱使我们不停地点击，这样他们就可以向我们展示广告。”
社交媒体导致极端主义，传播偏见和仇恨，并可能导致暴力。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算法的应用。《纽约时报》在一篇报导中提到，“算法决定每个用户看到的动态，它的核心使命是推广能够最大化用户参与度的内容。研究发现，凡是能够挑动愤怒以及恐惧等负面、原始的情绪的帖子，其阅读数量将会激增。”德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近几年反移民暴力事件发生后，仅靠单一的内容页面并不能起到煽动作用，而一旦用户登陆某个页面，Facebook和YouTube的算法便会逐步深入右翼宣传。
信息时代“膨胀的无知”
印第安纳大学信息学与计算机科学教授Filippo Menczer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由于集体预测通常比个人预测更准确，人们在做出决策时倾向于依据他人的行动、意见和偏好作为指引。在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这种倾向以“认知偏差”的形式被编码到人类大脑中，比如“跟风效应”。人们模仿邻居、跟随赢家、跟随大多数。这种“群体智慧”（The Wisdom of The Crowds）的有效性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群体是由不同的、独立的来源组成的。
互联网科技使得人们能够获取到来自不计其数的素不相识的人的信息。由于人们倾向于与相似的人交往，他们的在线社群不再多样化。这将人们推入同质化的社区 — 通常被称为“回音室”（The Echo Chamber Effect）。而“群体智慧”在这一场景中不再有效。
Tom Nichols曾在《专家之死》一书中指出，高等教育的商品化、互联网领域的内容过剩，以及媒体行业的娱乐化使人们“无知却很自信”，大众对专家的抵触使得越来越多的专家陷入一种“社会性死亡”。由此，反智主义盛行。
“社交媒体被用来传播错误信息放大问题、模仿社会运动、推动阴谋”，一名哈佛大学的研究主管甚至表示，“错误信息是社交媒体的一个特征，而不是漏洞。”
心理健康：容貌焦虑，进食障碍及抑郁
Facebook（Instagram的母公司）前产品经理Frances Haugen泄露公司内部文件并于10月5日上个月出席参议院的听证会。文件显示，66％的青少年女孩和40％的青少年男孩在Instagram上面产生负面的比较心理；在每三个质疑自我形象的青少年女孩当中，就有一个表示Instagram让她们感觉甚至更糟；更可怕的是，13％的英国青少年用户和6％的美国青少年用户在Instagram上找到了自杀的想法。此外，Haugen还指出，年轻人沉迷于社交媒体平台的破坏性影响就像对烟草的成瘾一样。而国会也称大型科技公司正处于“大烟草”时代。
《福布斯》撰稿人Peter Suciu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花更多时间在社交媒体上的青少年更有可能患饮食失调症。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花费30分钟就足以致使青少年增加焦虑、抑郁、孤独感，以及对自我形象的负面认知，这可能会导致不健康的饮食行为。
《国际进食障碍杂志》一篇由Simon M． Wilksch博士主导的研究报告称，有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倾向的女孩更可能使用SnapChat和Tumblr，而男孩更可能使用SnapChat、Facebook和Instagram。
此前，Instagram要求用户至少年满13岁才能注册账号，但是大量的儿童通过谎报年龄来使用该平台。针对这一问题，公司计划为13岁以下儿童开发Instagram Kids。
今年4月，由99个团体和个人签署的“无商业童年运动”（Campaign for a Commercial－Free Childhood）在信件中指出，Instagram“捕食”孩子们对“错过”的恐惧、导致他们“沉迷于形象”（Image－Obsessed），对儿童的健康和隐私非常危险，呼吁废除该项目。
9月27日，在舆论和监管的双重压力下，Instagram宣布暂停Instagram Kids项目。
算法与成瘾：注意力经济的商业伦理
商业利益驱使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算法精确捕捉用户的喜好、推荐他们无力抗拒的内容，以此来提高用户粘性、最大化平台使用频率以及停留时间。今年4月，在一场名为“算法与放大：社交媒体的产品决策如何塑造我们的话语和思想”的政府听证会中，社交媒体平台被指控创造了让人“上瘾”的算法。“它让我们上瘾、愤怒、极端化、自恋，并获取错误信息。”
《大西洋日报》曾提到，人们平均每天在智能手机上点击、打字、滑动和点击的频率高达2617次；93％的人在睡觉时把电子设备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75％的人在浴室里仍会使用这些设备。2019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500名家长中，45％的父母承认觉得自己至少对手机有点上瘾；47％的家长认为他们的孩子也对手机上瘾。
通过算法使用户上瘾的策略并不单一。除了向用户推荐精确的定制化内容，YouTube的自动播放功能旨在剥夺观众“自然退出”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看，视频的内容是平台“喂”给用户的。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权利的迁移 ——消费者的行为受到操纵，成瘾从根本上改变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权利的平衡。正如哈佛商学院的Shoshana Zuboff所指出的，“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终极目标是把人变成“牵线木偶”。Facebook甚至曾宣称它能够改变人们的情绪。
社交媒体平台往往承诺提供免费服务以吸引用户。然而，只有当我们认为我们的时间和个人信息没有任何价值时，他们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免费。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质疑大型科技公司。Pew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认为科技公司对国家有积极影响的美国人的比例从2015年的71％急剧下降到2019年的50％。
早在2017年，《卫报》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注意力经济”（Attention Economy）兴起，我们的思想能够被“劫持”，科技业内人士称智能手机或将带来“反乌托邦”。文章提到，科技带来“持续性的部分注意力”（Continuous Partial Attention），这极大程度地限制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能力，并可能降低智商。一项研究甚至表明，仅仅是智能手机的存在就会损害认知能力。
在注意力经济商业模式的强烈驱使下，社交媒体平台通过让用户上瘾以获取经济利益。这对用户造成了不合理的伤害。在剑桥大学出版的一份学术论文中，作者Vikram R． Bhargava和Manuel Velasquez认为，社交媒体成瘾应当作为一个严重的道德问题来对待，并称其为“一种令人反感的剥削” 。虽然社交媒体的好处不容忽视，但由其成瘾所引发了独特的伦理担忧是其他更常见的成瘾产品（如酒精和香烟）所没有的。
另一种视角：Facebook设立母公司Meta或为应对公关危机
10月5日，前Facebook产品经理Frances Haugen发表了“关于Facebook为了追求商业利润而忽视用户安全”的证词，仅在3周后，Facebook便匆忙进行品牌重组，宣布设立母公司并将其命名为Meta。此举或是为了转移媒体对Frances Haugen的关注。
来源：BBC
Facebook的早期投资人Roger McNamee指出，科技行业受到的监管就像20世纪初的食品和制药行业一样缺乏。他还表示，Meta的演示“令人尴尬”，Facebook通过操纵消费者获利，而其品牌重塑的背后是CEO Mark Zuckerberg对责任的逃避。“这种尝试曾经在Google行得通，如今可能也能在Facebook行得通。”
Google和Facebook品牌重塑的共同点之一是股市对这种转变的积极反应。
2015年8月10日，Google宣布成立母公司Alphabet。两天之内，其股价上涨了5％。今年10月28日，Facebook在Connect大会上宣布成立母公司Meta。截至11月1日收盘时，其股价上涨了近6％。
品牌重塑或许能够帮助互联网企业成功躲避公关危机，但是政府对科技安全和隐私的严格监管可能才刚刚开始。
除了Facebook以外，YouTube、Snap和TikTok的也于近期出席了由美国参议院消费者保护、产品安全和数据安全小组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它们努力让议员们相信，自己并不像Facebook。这是后两家公司首次出现在大型科技听证会。
短期内，消费者由于受到算法过度操控而产生的反抗情绪或将引起社交媒体平台市值的萎缩。另一方面，监管机构在技术变革和颠覆性商业模式创新面前的被动地位决定了监管行为往往相对滞后，这为社交媒体平台此前的野蛮发展创造了条件。
未来，在监管力度加强的背景下，社交媒体平台市值的下降可能持续，直到两种反作用力，即生产者近乎侵略性的利益发掘和消费者对自身思想和行为自主性的维护，达到平衡。
此外，Facebook的新定位几乎剥离了其母公司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关联性，这使得Meta不受上述情况影响 — 其估值更多取决于市场对“元宇宙”行业发展的预期。如果足够敏捷，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可能会在收入增速放缓的第一时间便做出类似的调整，积极布局新领域。
而对于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公司、尤其是力求在海外做出成绩的互联网公司来说，这一切也值得反思。
本文由公众号元气资本原创撰写
